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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如何在“失去的三十年”避免中产跌落
Comparing Japanese stagnation with China highlights how coordinated commitments and distribution can prevent society from becoming a zero-sum contest.比較日本停滯與中國分配結構,主張以協同履約減少零和競爭。
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压力持续发展,以及第二次中美贸易战的打响,很多人对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开始加强。尤其是城市居民,“中产返贫”或“中产跌落”开始成为被普遍关注的话题。
在这个时间点上,特别有对比价值的也许就是日本社会,我倒不是认为二者有多么类似可以镜像对比得失。而恰恰是结构上的相似和结构中内容的不同,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未来社会与经济系统的遭遇。并找到一些政策的方向。
日本经历的并不是乐观的三十年,相反这三十年是沉闷和失败的。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1990年平均年收入约463万日元,2018年仅为433万日元,与30年前几乎持平。考虑物价变动,实际工资实际上下降,整体收入水平经历长达30年的衰退。与此同时,脱离“终身雇佣制”的人群逐渐增多,2020年,非正规就业比例女性达54.4%,男性达22.2%,不仅稳定程度下降,就业早期的起点下滑也导致了终生工资差距。这个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
但另一面,越来越多人到日本旅行,却也能发现这个社会并不萧条,反有其本身的秩序与活力。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环境,那么日本到底如何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一、这个社会到底跌落了多少?
经历工资停滞,房价下跌近四成的三十年,日本的经济遭遇困境。1990年代以来,所有收入阶层的收入都在下降,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上升,而中高收入群体在缩小。相对贫困率(低于中位收入一半的人口比例)从1980年代的约十分之一攀升至2012年的16%,在OECD国家中名列前茅,在G7中位列第二高。
在这个情况下,家庭很难维持高消费。一个反映家庭预算收紧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消费的比例)。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在1980年代末降至约20%,但随后开始上升。2022年为26.6%,意味着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庭支出用于食品,家庭用于非必需品的“多余”收入减少。在这个背景下,日本社会矛盾当然在加大,从被称作“一亿总中流”的社会,进入“格差社会(かくさしゃかい)”,人们认识到日本如今已有赢家和输家。
当然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跌落是老龄化社会,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一个概念”养老金替代率”,即退休后收入与此前月收入之比。一个人退休前是中产,退休后一打折,也就脱离了这个阶层,当老龄人口增多,收入打折的人也逐渐增加。990年至2020年,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总体呈下降趋势。1986年普通工薪家庭的替代率约为68%,但到2019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养老金替代率下降为61.7%(中国现在城镇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为43.6%,农村体系的替代率几乎可以忽略)。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困境,也将是中国此后的挑战,而我们的养老金替代率起点过低,未来恐怕老龄人口更加凶险。
虽然各种经济数据都在下滑中,日本却有些数据依然维持。内阁府的调查中,将收入分为五类,中间三类“中の上・中の中・中の下”,选择其一都算是“中产阶级”。这个人数从1990年的90%下降到2024年的89%,数字基本没有变化。也有别的数据可以看到更精微的数据,日本ISSP社会调研机构有长年的《社会的不平等》调查,将收入分为10等,其中选择⑤⑥等级为中等收入比例,1999年、2009年、2019年着数据分别为27%、31%、24%,显示“中心”人群在缓慢向下位移动,低位格越来越多。但基本结构没有崩塌。
这就是三十年的日本的数据概览,没什么惊喜的部分,这个社会在缓慢下滑。但是,30年也没有彻底败光过去的积累,答案当然不是因为日本有较高的起始值。
二、社会分配体制
在这三十年中,日本有一项数据非常平稳,那就是基尼系数。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社会的贫富差距会开始拉大,在初次分配端确实如此,日本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3上升到了2021年的0.57。但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38没有没有改变。
初次分配基尼系数的推高和我们上面提到的老龄化有直接关系。尤其是高龄单身户,这样家庭的占比从1990年的 15%上升到2020年前后的28%,直接推高了基尼系数。但再分配系统起到了效果,导致日本30年“净”基尼只微升 0.02,涨幅在OECD属下半区。这恐怕是日本能够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方面,至少到现在为止,这是比较成功的,日本的社会贫富分化比美国欧洲等地区明显较低。
社会分配体系增加没什么魔法,国家需要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社保体系中,2023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GDP25.12%,同年中国的比例约为7.7%,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问题在于,中国的个人与企业的养老与医疗费率已经比日本更高,日本养老保险合计比例为18.3%,中国已经超过日本达到22%-24%;而医疗保险日本是10%,中国也超过日本达到10.5%-12%。
在这些投入下,日本有比较精细的保险覆盖,比如2000年开始的40岁以上国民的介护保险,为高龄人口的老年生活提供保护者昂;2008年事实75岁以上高龄人员公共财政负担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进一步降低。在小孩领域也有,2009年开始的现金补助生育,并在2019年10月全面事实学前教育无偿化。在保险费用支付方面,2004年也开始养老金“宏观经济滑动”政策,通过自动调整养老金增幅,使养老金增长率低于物价或工资的增长率,避免对养老金给付带来过大的负担。
高社会分配需要真金白银,日本通过多次年金改革提高保费率,也从1997年开始征收消费税,并逐年上涨至10%。消费税除了地方可以分到1%外全部用于社保。
可以说进入2000年,日本大量社会政策全部集中在再分配领域,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国策。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大的争议,几乎每年都有基于消费税的抗议,希望政府撤回消费税政策。年轻人对每月的保险费用也怨声载道,认为年轻一代完全在为老人工作。
这样的体制可持续性像任何国家一样面临风险,日本的养老和医疗体系同样依靠政府赤字补充,医疗保险已经接连赤字,年年依赖中央政府补贴。日本社保体制倒不至于短期瞬间暴涨失衡,比中国社保体系面临的困境要小。但其是一个逐渐膨胀的体系,消费税未来上涨到15%甚至20%看来不可避免。日本作为如此保守的国家,为了引入更多年轻劳动者和社保支付者,也无可避免的将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中国呢?
三、防御性消费
在日本的失去30年中,有一个领域非常显眼,即一众平价品牌。包括1984年建立首家门店的优衣库,1980年建立的MUJI,1987年开设首店的DAISO大创,1967年起家的“日本宜家”NITORI,1989年首店的Don Quijote唐吉科德。每一个都不仅仅在日本成功,而成为在全世界都快速扩张的平价消费品牌。
这些品牌定价显著较低,SKU巨大但品质都有一定的保障。这些品牌都在1995到2013日本通缩期间取得成功,日本经济倒逼这些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性价比。当然这个期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生产外包,也成为这些商业模式可以成功的关键。
这些品牌确实帮助日本家庭在通缩期间降低支出,例如家庭服装月均支出从1990年的15300日元下降到2020年的9800日元,下降幅度36%,优衣库功不可没。这种消费被成为“防御性消费”,这里防御的就是日本中产的体面,在“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中产无法通过工资增长守住日常体面,正是借由这一批“高质低价”的国民品牌守住生活。
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与中国现在兴起的大批低价消费品类似,但可能其底层经营逻辑有较大的不同。日本的平价品牌文化为Kaizen(カイゼン)与 JIT(ジャスト・イン・タイム),前者其实就是中文“改善”,后者是Just-In=Time的缩写。说白了,这两个方式都是极致的“内卷竞争”,前者是由基层员工到管理层一起,通过细小且不断的改进消除成本的生产管理方式;后者是通过零(极小)库存与拉动式生产,把浪费降到最少,快速响应需求。
这里追求的是在质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生产管理极致压榨效率。这听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可以实现此种“极致效率压榨”,我想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有某种格外的风格,而是整个营商环境带来的。
全天下企业经营都没什么不同,如果日本企业可以开除员工降低成本,压榨员工降低成本,他们肯定也会做;如果可以压榨供应商,拖款压货降低成本,他们肯定也会做;如果有可以从政府获得无限资金的机会,他们更不会拒绝。但恰恰日本没有这样的条件,才导致企业只能“内卷”(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不是大家现在用的意思,指通过投入增加在资源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出)。日本是一个高度依赖“商誉”的社会,不履行合同,延迟付款非常罕见,能罕见到什么地步呢?2023年12月,日本全国商业票据56万张中,仅129张有异常支付,其中仅27张完全无法支付。企业间延迟支付,2023年全年仅1111件。在用人方面,日本依然保持“终身雇佣制”,全国劳动者中受到此制度保护的人数在48%左右,这个比例比1990年已经下降不少。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还不能在质量上有太多妥协。日本当然不是一个不出质量问题的国家,但大家也应该经常看到各种商社负责人在发布会鞠躬道歉,直接社死。比之国内,企业产品质量和相关问题的负担确实很低。这些陷入无法压员工,无法压供应商,无法无限投入爆产能,无法大幅降低质量,但国内消费水平又在下降的企业。只能“内卷”,从工艺和管理上不断优化。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也建立一系列成功品牌。
四、协同履约循环
这一章的名字比较奇怪,但当我想到日本的福利体系,日本的高性价比商品,日本满大街琳瑯满目但认真经营的二手商店,生意未必好但仍然持续推出“季节限定”的小商店。我可能慢慢理解到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是如何维持住这个社会的。
很多人认为日本文化相对压抑,这种压抑来源于某种被他人目光审视的压力,就是很多人经常说的“耻感文化”,日本人确实唯恐给他人带来困扰(迷惑),唯恐不体面(但在这个压力下有时又会失控作出极端不体面的事),唯恐令他人失望。让这个社会较少出现彻底自我放弃的人群,政客也无法直接牺牲某个族群,这个社会比较难出现纯粹为了低价而放弃所有体验的商品和服务,不只消费者很难接受这种服务,提供者恐怕也会以此为耻。
导致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在维持“履约”的基础上,一面节俭,一面增加效能创造出一些新的商品和服务,或者提出一些新的政策。日本是一个非常“内卷”的社会,不是他们在效率上有多高(甚至效率极低),大量精力用于卷“礼数”,卷“流程”,这也是某种“履约”。这肯定不是一个狼性的社会,不是一个锐气十足的社会,不是一个创新的社会。但这是一个有共识和协同履约的社会,虽然这样的传统也开始受到移民文化的冲击和挑战。
但日本三十年社会的维持,可能就是在这样协同履约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可能是在某种衰退的背景下,最可能维持社会风貌与生活水平的社会。
五、更大的挑战
毫无疑问,与日本对比,我们的社会有相似之处,但有巨大的不同。在日本社会1990年时,虽然不动产也能占据家庭财富的60%,但日本已经完成权益类金融资产的普及,另外36%的家庭资产为证券类资产。中国城乡差异巨大,城市家庭不动产的比重可达72%,而权益类金融资产比例较低。导致中国家庭受到不动产贬值的影响更大。
且中国家庭背负更高的杠杆率,日本1990年时家庭住房贷款余额占名义GDP的8.9%,占不动产市值的2.4%。这两个数字在中国分别是33.9%和8.2%。代表如果中国的通缩发生和日本类似的不动产泡沫挤出,对中国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会更加深远。
我们福利体系尚未健全,营商环境也还存在很大的制度缺陷。如果从“协同履约”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在日本整个社会的“效率剩余”可以在协同履约中在全社会相对公平的分配。而在我们这里,“效率剩余”则毫无疑问会向履约上有优势的主体,不管是市场优势还是权力优势集中。在一个逐渐下降的社会,这让全社会逐渐形成“零和博弈”。
不管市场兴旺或衰败,如何让社会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社会,这可能是我们可以向日本学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