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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First published原载 Chinese中文≈ 12 min约 12 分钟

当社会再次关注“如何才能严惩”

Calls for harsher punishment should give way to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ial and personal conditions behind harmful acts.由嚴懲呼聲反思治罪思路,主張探究犯罪背後的社會與個人處境。

最近的网络情绪都有点躁动的迹象,不管是面对农夫山泉事件,还是邯郸校园的故意伤害案。我想也许有人对我的这个类比会觉得冒犯,因为在一种视野下,前者是毫无理由的猎巫,而后者是真正的正义。

当然后者也受到了官方的响应。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最近的调研中已经表态: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算是对最近汹涌民意的回应,那么网上主张重刑派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我也很想提示,最高检这样的回应几乎已经定调嫌疑人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审判和核准前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

另一面的理由实在也是老生常谈,即青少年犯罪和霸凌并非一个个体责任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即这种问题必须通过留守儿童、学校管理等一系列手段来解决,而非严刑峻法。因此每每这种问题出现,就似乎是“严刑峻法派”与“社会结构派”之间分歧的一再重演。

一、两个视野的不相容

面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解题思路似乎是这两种视野并不矛盾,我们既要严刑峻法,也要优化社会管理。或者干脆可以分成短期靠严刑峻法,长期靠社会管理,好像矛盾就此消解。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不仅这两个视野存在矛盾,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这个矛盾有很多层面,但最大的集中在青少年这一端。即青少年的状态是否存在特殊性,或者说可塑性,如果任何青少年发展时期具有特殊的可塑性,那在这个关键周期,选择重罚或教化就是根本的区别。

美国对此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指导着他们对青少年犯罪的介入方式,也呈现出对青少年施加惩罚与对成年人施加惩罚造成的不同影响。对成年人施加惩罚,希望其通过惩罚学会对规则的敬畏和遵守。但青少年似乎对惩罚本身有更强的响应。美国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被监禁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在释放后重返监狱,这种现象被称为 “旋转门” 效应,各国在检讨青少年犯罪问题时,都把再犯罪率作为重要的指标。除此之外,青少年在监狱中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高于成年人,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数据,约50%的监狱青少年患有至少一种心理健康状况,这个数据高于成年人群体的43%。

可见成年人更适合以惩罚的方式施行教化,而对青少年,则更难将惩罚看作自己行为的后果,而容易将其当作整体社会对自己的报复和恶意对待。因此,这里可能的一种结果是,对青少年使用形似成年的监禁措施,不仅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其问题的加剧。所以到底是“重罚”还是“教化”,可能不是一个可以一边重罚,一边教化,或者以重罚实现教化的目标。

这其实是我们必须纳入思考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会关联到另一个重要的视角问题。

二、惩罚其实也是“社会结构问题”

呼唤严刑峻法与呼唤社会结构解决问题,看上去是平行的两种方向,但实际上在一般公众心目中可能完全不同。刑事惩罚是一种特别具象的“政策”,我们呼吁对青少年严重犯罪者进行惩罚,对于这种政策的预期和实现状态,我们非常清楚,也就是他们不是进入少年管教所,而是进入监狱。不仅进入教育,我们还在期待10年以上的刑期。

但另一方面,如果说青少年犯罪是个“社会问题”,这需要社会整体的参与。这话听上去不错,但非常抽象和模糊,实际上最后是什么样呢?学校、家庭、社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就不太知道了。而且即使问题具象化也没有帮助,此次涉案的人员,受害者和加害者嫌疑人全是留守儿童,还引发出对中国特殊的“留守儿童”现象的探讨。我们也可以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家庭和社会全面地对留守儿童群体提供更多关怀。但实际上,到底可以怎么关怀呢?

这样的问题让前者的政策想象非常确实,而后者的政策想象非常虚幻。我们经常提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就会遭遇这样的困境,这种主张大多听上去正义凛然但缺乏实质,感觉非常空泛。而“严刑峻法”则是可感和可想象的,这让公共舆论更容易对前者投入信心。

但问题恐怕并不如此。对“严刑峻法”而言,审判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只要犯罪者判处的不是死刑,他就大概率会重新回到社会。所以对“审判”这个结果的实感,并不能让我们真的建立对这个政策的感受。监狱管理制度,犯人在监狱里到底可以得到什么教育,他们的思想如何纠正,他们在监狱里会如何劳动,探视政策是什么样,他们如何与家人沟通,减刑的激励措施是如何运转的,如何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回到社会后的衔接政策如何,释放人员的就业政策是什么样?只有这些都足够清晰,我们才真的获得了对“重罚”的全部想象,判决和监禁期限不过是个开始,因为如果上述政策运行不佳,没有合理的方案,或者有合理方案,但是没有充分的资源投入。监禁不是他们生活的新开始,而是不断将其生活恶化的机制。你可能觉得他们咎由自取,活该。但他们终究会回到社会,他们的家人、朋友、社区,都会受到他们直接的影响。

惩罚真的是个特别实在的社会政策想象吗?通过我上面的举例,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对惩罚的了解,其实和我们对“整体社会参与”一样有限。所以说,看起来有“惩罚”与“社会结构”的二分法,但其实他们是一个问题。惩罚同样牵涉到复杂的监狱与社会管理问题,在审判时多判五年少判五年,并不会消解这个真正带来影响的方面。

反过来说,“整体社会参与”同样实在,例如留守儿童,和被称作“边缘犯罪者”的问题少年,使用足够的社工对其进行覆盖和疏导,是其他国家已有的制度。但这些需要对社会精细化的参与,例如一个城市,到底有多少“边缘犯罪者”?只有对这个数字有掌握,才可能对社工人数有估计的能力,因为社工对问题少年的覆盖大概要做到1:4的数量。还有就是青少年判罚的“少年法庭”制度,关于这个问题,Netflix在韩国专门拍摄电视剧《少年法庭》就是聚焦与这个机构的运作。我国同样有少年法庭,早在1984年,我国就初次尝试了少年法庭的制度,专门用于未成年人的相关判决事项。就在今年3月14日,时间非常巧合,就在邯郸杀人案批捕后一天,最高法又就“少年法庭”问题有新的进展,之后揭牌了“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当然这不太可能是响应邯郸案,而就是一次巧合。那少年法庭在审判尚有何不同,提出的“寓教于审、圆桌审判、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心理疏导、合适成年人到场、回访帮教”等工作机制,具体是如何执行的?这些细节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充实对所谓“整体社会”参与的了解程度。

三、实然的困难

但问题绝对没有解决,不管是监狱体系,还是社会体系。风险控制和教化系统都是一个“精耕细作”的领域,不靠“善心”和“责任”,而是需要投入真金白银的社会资源来解决。并需要社会的参与和关注,但在我国,社会边缘地带从来讳莫如深。监狱、留守儿童对我们而言基本就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我们恐怕对美国的监狱,熟悉程度都要大于对我们的,不仅是各种影视剧的塑造,国内媒体也热衷于报道美国“私营监狱”产业的黑暗,将其看作不可理解的荒唐现象。

实际关注和报道都非常有限,这不仅是注意力的缺乏,恐怕也是资源的缺乏。美国一年监狱支出在700亿美元,监禁率是全球之首,监狱人口达到200万人,平均每人3.5万美元。我国没有公开监狱系统预算数据,能查到北京市监狱系统支出为43亿人民币,这是很高的数字了(我逐个计算和湖南省全省监狱系统支出,不及北京市支出),我们以这个高标准数字计算全国数字,则总支出为1333亿元,我国关押人员数量为160万人,平均每人8.3万人民币。我国这个数据的测算肯定不够精确,实际数字应该比这个低不少,但基本可以作为一个数量级的参考(如果此部分数据有疏漏实在不能怪我,这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本就不够透明的政府运行中,监狱系统可以说是更不透明的部分)。

社会领域也是一样,我国医保机制和养老保险机制都以保险金缴纳为基础,服刑人员自然没有这些保险机制的缴纳,进入社会后抗风险能力极差。除了社会保障体制外,社工体系也是重要的环节,这部分数据相对比较透明,我国持证社工人数73.7万人,美国这个数据为70.8万人,但考虑到人口数量,人均社工数量还有较大的差距。且我国社工体系作为基层行政体系的一部分,还要承担大量的基层行政职能。再加上非政府组织方面规模和投入的差距,让社会领域实现更精细管理的空间较小。

这就像现在很多中小学为了遏制学生在校风险,最终的手段就是大规模限制学生自由活动。虽然21年实施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要求,“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但下课不允许出教室的现象已经全面铺开,这样的管理水平和资源,怎么还能奢望对留守儿童、问题儿童,更遑论会“边缘犯罪群体”进行有效介入呢?

因此,从应然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轻松地说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留守儿童问题、青少年发展进行全面的介入。但从实然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缺少父母和管教资源的家庭,缺少精细介入手段的学校,缺少足够社工和介入资源的社区,甚至到少管所和监狱。这让呼吁通过“系统手段”解决问题的主张变得难以开口。

四、惩罚的快乐

那既然如此,我们是否更有足够的理由,呼吁用“严惩”来解决问题?恐怕还是比较困难,上面已经说到,“严惩”必须包含在监狱中的一系列措施,甚至出狱人员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帮扶,这让“惩罚”一点都不便宜。

但这个时候就会有另一个视角,即不管“惩罚是否有用”,但“惩罚起码公平”,就算改变不好他们,如果他们再次犯罪,那就有前科的犯人,更要重罚。这让我们可以不管效果,只管“公正感”。公正感是个重要的东西吗?我想这取决于社会的情势。如果你在工作上希望你的老板给你加薪,但你的老板说:加薪确实有点难,现在公司也不富裕,这样吧,以后每个月除了给你发工资,我还给你手写一封不少于4000字的感谢信。我想我们多半不愿接受。不过只要离我们的切身利益保持一个距离,我们就可能更需要一种“感觉”。你可以简单回忆民族主义或其他情绪操弄的营销可以在互联网上收获多好的效果,就可以明白这种“感觉”不仅不虚幻,可能还是我们最重要的追求。

这尤其面对一个“压抑”和“剥夺感”较重的社会,这不仅是我国的专利。福利和包容政策的黄金年代正在全球性的退却,随着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回潮,在各个国家都有“严刑”的呼吁,不管是针对移民,还是针对犯罪者。在压抑的情况下,人们会变得有点嗜血。很明显,不管以正义的原因、以公正的原因、以民族情绪的原因。对犯罪者、对明星、对企业,对其他个人,我们这个社会都很苛刻,“零容忍”、“高压线”、“顶格处理”、“从严从重”绝对不是偶发极端事件的态度,而是一种持续的情绪。

是我们面对压抑的一种“快感”来源,和复仇神剧,网络爽剧一样,要的是“善恶报应”,但我也想说,其实要的可能是,我们终于转抓了一个机会,可以对别人的命运行使绝对的“支配”。只要有人被证明犯下了绝对原则的错误,那我们就可以绝对支配其命运。一如我们自己被支配的命运一样。

我在此处有个心得,压抑与剥夺感是个长期与我们共存的情感。有情感就要宣泄,但这种情感大可宣泄到非公共事件上,不管我们靠享乐、运动、美食、戏剧任何方式实现了一种“卡塔西斯”,让我们可以足够正常的面临现实社会。因为当资源更加捉襟见肘,社会经济下行,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可能更加频繁。惩罚的快乐也许带来火上浇油的效果。

END 再谈与问题长期共存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短期可以解决的方法,“社会整体参与”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严刑重罚并不解决问题。我们再一次遇到“与问题长期共存”的处境。

但与问题长期共存绝不是消极等待,我更不会主张“加速”,有几个方向起码是可能改善和关注的,而且他们都不抽象,而是有当下的机遇:

1 社会福利体系完善

通过社会压力,促使国家资源从固定资产投资向福利体系倾斜,通过不断完善福利体系,让社会问题得到缓解。这也不是抽象的,现在国家鼓励“新型城镇建设”,并以“县域经济”为主要抓手。如果可以促使农村人口通过这个机制转城市户籍,享受哪怕入门级的城市福利体系,可能都会是有益的发展。但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基层财政的支出模式和福利体系并轨。

2 社区建设

现在社区建设主要以行政管理为主,但“中央社会部”建立后,资源也有向社工领域倾斜的可能。如果以社会末端的秩序作为考核,当给予基层社会自治的空间。也不是不可能在半官方制度下提供更多社工与社会职能。

3 出生率降低下教师资源密集化

出生率下降,大量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资源冗余,如果增加教育投入。我们也会有现成的人手和足够的经验优化学校的管理,甚至对留守儿童,边缘犯罪青少年进行辅导,提供校舍进行住校管理等。

不仅如此,其实这种事件都是非常好的系统性对社会和个体进行反思的案例。芬兰赫尔辛基在2020年也发生了3名16岁左右少年虐杀的残忍案件,涉事少年分别被判处8-10年监禁(我猜我们这次也会给予相似的刑期)。更重要的是事后引发了芬兰对未成年人教育和社会体系的全面反省,也有专著《Koskelan teinisurma》出版深入探讨了这起案件背后的社会和个人层面的问题。我想这样的探索是重要的。而非直接概括为“人神共愤”或把所有心力都花在论证严刑的合理性,和如何更重判上。

其实谁都希望过个平稳的日子,如果生活尚有希望,我想鲜有人是“天生犯罪者”,用自毁的方式发泄生活的问题。也许下次,我们不必再呼吁“重罚”,而是呼吁上面这些建议,问题不会短期得到解决,但我们却离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社会更加接近。

End · First published in完 · 原载 看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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