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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所谓“零元购”,在一边倒的口诛笔伐后,是赤裸的城乡差异
Responses to theft at the Nanyang music festival reveal urban–rural differences obscured by one-sided moral condemnation.從南陽音樂節盜竊輿論,追問被道德譴責遮蔽的城鄉差異。
假期期间,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彻底引爆了舆论,带来的批判和影响盖过了同一时间的体育赛事和其他所有事件。这便是河南南阳迷迪音乐节的盗窃风波。
这件事风波虽大,但其中却没有太多争议。网民一致认为当地村民的盗窃行为不可理喻,“穷山恶水出刁民”或“2023年了还有这种事”成为大家统一的评价。不过我对这件事有很不同的意见,可能有人会惊讶:这也有人洗!是的,我不仅要洗,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事关公平的问题。
这就是赤裸裸的城乡差距超越快手的奇观冲进我们的生活,被实际感知的情况,提醒着我们,在我们社会飞速的变化中,很多地区实际上被远远抛下。当然,无论如何盗窃是不对的,我绝对不会主张这是“盗亦有道”。只不过我认为“盗窃”绝不仅仅是一个“私德”问题。道德问题背后有非常巨大的社会要素。
一、盗窃的“暧昧状态”
我先举一个例子,挪威和英国都在去年立法,要求网红和广告商如果照片经过润饰或滤镜处理后必须在图像上贴上标签,明确披露图片中哪些部分曾经被修改。这是为什么呢?法案主要针对的是对身体修饰的行为,如放大嘴唇、变粗肌肉、腰部细化,甚至是细微的修饰痘印、妊娠纹及瘀青等,均需要在图片周围作出明确的标识,以免误导社会公众,通过虚构的外表带来不良引导,增强社会的容貌焦虑。
这当然很有道理,但反观我们的媒介环境,如果你恰好认识网红或广告商,你认为他们做得到吗?南阳的人知道他们在偷盗吗?当然知道,知道这不对吗?当然知道,但他们的处境,就和我们现在面对挪威和英国的这个法案一样,态度就是:这当然有道理,当然是更正确的,但不是我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他们并非不知对错,而是对错的“暧昧”,与我们尚有巨大的差距。
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是北京奥运前,在我就学过程中丢过手机,甚至丢过一次笔记本电脑,两次都和我起身上洗手间离开有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管是周围的人还是接案的警察,第一反应都是谴责我,认为我没有看好自己的财物,离开时不把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是导致盗窃的主因,因为我的财产在我离开时,已经进入到一个“暧昧”的状态。我相信现在在北京,应该已经听不到这样的理由,我们也更有信心可以在咖啡厅图书馆等地方放心将笔电手机放在原处我们自己独自去洗手间。在北京这尚且要十几年时间完成,其他地方则需要更久。
这背后的原因与严刑峻法无关,甚至与遍布的摄像头并不最有关系。一是手机笔电的价值与我们平均持有财产的比例,二是这些财物我们已经熟悉,不再是稀罕之物。在我遗失手机笔电的时候,这两样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算普遍,且与平均月收入的占比更重,盗窃这件错事的“阈值”当然随经济水平水涨船高。
除此之外,财产产权的“暧昧”同样岁社会发展而转变,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装载货品的卡车在高速路发生事故,财物被村民哄抢的新闻,那当然是一种更“不文明”的状态。不过我们要理解,对他们而言,已经发生事故的财产,其所有权就进入了一种“暧昧”的状态。所有权的明晰性,可不是一件像我们的寻常想象一样“水晶般清晰”的事。
假设你在地铁站,外面正倾盆大雨,但你刚好忘记带雨伞了,但旁边的墙角刚好有一把别人落下的雨伞,如果你拿走,这是盗窃吗?这把雨伞是否是“无主物”,我想在不同的社会,会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这就像我在北京的时候,在那时,贵重物品离身,其当然没有变成“无主物”,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像卡车倾倒后散落一地的橘子,其所有权已经进入了“暧昧”的状态。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差异,在我更小的时候,翻墙进入公家地方,盗窃三五金属制品贩卖是寻常事,在那个时候,不用铁丝网布防的“公家财物”甚至都处在这个所有权的“暧昧”状态中。这就是在南阳的状态,我想他们的状态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北京,不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其所有权已经进入一种“暧昧”中。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想你已经发现,从古至今,人们当然都知道盗窃是错误的,但在“暧昧状态”的盗窃,从来都与直接破门盗窃不同,那个“暧昧状态”的边界,就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在十几年前,使用盗版软件这件事不会有任何压力,没有人觉得盗版是对的,但虚拟知识产权这件事就非常“暧昧”,进入我不敢说这件事我们已经取得共识,不过至少对于盗版软件,大家的观念肯定比之前会“清晰”不少。
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绝对正确进而可以嘲笑一帮“刁民”之时,其实只要看看自己经历的过去,以及那些文明程度上更发达的社会,就能清楚的看到“私产刚性”是一个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不是道德的高低,更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
二、道德边界:自己人与外人
事情甚至不仅如此,在农村里,如果你邻居没有关门,你会直接进去盗窃财物吗?这个可能性远小于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帐篷,拿走他的手机。这里不仅有财产状态的差异,还有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人群区别。
我曾经去过一次印度,我一边看到他们对宗教的极端虔诚,一边每天被琳琅满目的骗术欺骗,让我感觉极端撕裂,当然最后问题的答案不是因为他们虚伪,而是对他们而言,针对外国游客,并不在他们的“道德实践”范围之中,我是他们世界之外的人,并不在他们的道德考量之中。
这在农业社会如此,农业社会的道德准则仅仅与人际关系绑定,一个农民不会轻易偷盗他的邻人,但却可以轻易走进陌生人的帐篷,即便被看到也没什么害臊。因为他们的道德强度系于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维系他们道德的,是邻人的评价。这并不奇怪,不管是国外在海外旅行,还是我们见到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在不熟悉的地方,有些人当然会更加谨慎,但也有人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变得肆无忌惮,我们的道德实践,与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大有关系,即便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文化中。
当然,城市人更容易将人人都看成“抽象的人”,不管他是你的邻居,还是一个不认识的外国人,这种“抽象人”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法律作为塑造城市行为边界的刚性条件,在一个法律的背景下,人都是抽象的;另一方面是城市高度的流动性,在大城市中,我们的基本生活习惯就是与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生活中打交道,或远或近的交道,所以我们面对这种流动性的冲刷,学会了把人的“权利”看作抽象的东西,我们不偷盗陌生人的财产,也不会偷盗邻居的财产。
但在农业社会,紧密的熟人人际关系是常态,远道而来的游客,尤其对南阳这样一个非旅游城市,实在是一件稀罕事,他们既无城市中法律对“财产权”的刚性塑造,也无高度流动性社会的练习过程。对他们而言,这样一帮陌生的“外人”,实在是一场生活中的“例外”,这个例外群体完全不在他们的道德实践范围内。因此盗窃当然是一件坏事,但却依然在一种例外的状态中,不是完全不可的。
这种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更不是一种道德水平的差异,而是一种社会形态给予人“视角”,这件事我甚至不敢在城市和乡村中分出高下。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在乡村社会,熟人间几乎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亲属有难,伸出援手有时是一种刚性责任。但在城市抽象和原子化的环境中,即便对最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大方的谈“边界感”和“法律责任”,这让我们清晰,其实也让我们孤独和疏远。
城市文旅营销:城乡碰撞
“2023年了还有这种事?”这当然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不过我想真正让我好奇的是,为何到2023年,我们才真正面对城乡巨大差异对我们生活的冲击?过去这样的差异是如何被我们掩埋的?
南阳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2021年,南阳市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16.84%。看上去不高,但这个数值的全国平均值是7.3%,南阳的第一产业占比是两倍不只。但这样的一个城市,并不因为旅游产业出名,为何首次开始尝试承办音乐节?当然原因不只一个,可能是因为淄博今年珠玉在前,全国各个城市都认为打造“文旅名片”也许是取得声誉和经济的一条“弯道超车”的方法;或是因为今年经济形势黯淡,但唯独文旅尚有活力,所以各个城市纷纷祭出官方支持的文旅活动,之前也闹出不少争议。
甚至有些很特别的原因,南阳由于不是旅游大市,因此旅游接待配套严重不足,这次才祭出“帐篷区”作为住宿方案,这加剧了这场盗窃的发生可能,正是所有这一切的交织,让全国各地的大都市年轻人,和一个农业城市的农民群体,在帐篷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碰撞。让这场城乡矛盾就赤裸裸的爆发出来。如果各地继续城市经济和财政孤注一掷的倒向“文旅”,相当粗放的进行大规模活动,那南阳的事件绝不是最后一次。只接触大都会和传统旅行目的地的城市人,可能才会真正发现一个非常复杂的中国,过去熟悉又安全的预期,或者对“文明”的观念,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当然非常遗憾此次事件被用于地域歧视和增添对河南的刻板印象,但我敢说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其他的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使用帐篷区这种方式,会发生同样的事。不信你去搜搜高速公路哄抢的新闻,不仅仅发生在河南,陕西、山东、内蒙等等省份,甚至俄罗斯、阿根廷,都发生过哄抢事故卡车的新闻。我认为发生高速哄抢事件的地方,都有发生和南阳同样事情的潜能。
那么你看到的,到底是一群乌合之众,还是看到的是巨大的城乡差距,看到在发展过程中被抛下的乡村和人民,就成为一种基于认知的关键抉择。把这件事看作是河南的“顽疾”,还是城乡差异不平衡的“副作用”,哪一个更接近这个事情的最终解决,还是你认为解决方法是“违法必究,从严从重”,这是说到这里留给各位的一个选择题。
尾声 关于“零元购”
在这次南阳事件中,大家又开始用起“零元购”这个词汇。但我认为使用这个词汇要格外小心,首先这个流行词汇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恶意讽刺,听上去绝对正确,是讽刺“打砸抢”等犯罪行为。但这个词汇的构成,包含两重意谓,一是对“零元购”群体本身“劣根性”的揭示,一般使用这个词汇的修饰对象,都意味着他们本身具有“盗抢潜能”;其二是零元购本身的“合法性”修辞“非法行为”,其实是对“合法性”本身的消解。在BLM中,使用“零元购”的词汇,其实本身就有用这种反讽来消解整个BLM的合理性的目的。
要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恶意的,且对整个群体的“身份”具有强力攻击性的词汇,使用者也许无心,只是遵循互联网上发言必须“带梗”的恶习,但不加辨识的随意使用这个词汇,带来的伤害也许远远大于揶揄本身,所以我的意见是,我们最好放弃和抵制“零元购”这个恶毒词汇,就像我们放弃其他的“污名化”词汇一样。
希望这篇文章对你理解这个事件有所启发,有时候在一边倒的对错对后,确实有个更复杂的世界。